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发起的？

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发起的？其实开始与刘少奇无关，矛头是彭真。事情得追溯到1966年那个风云变幻的年头。那一年，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正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，而这场风暴的起点，就在1966年的3月底，毛泽东在上海的几次重要谈话。

那时的上海，春意已浓，但政治气氛却异常紧张。毛泽东，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，此时正深陷对党和国家未来走向的深思之中。他几次召集康生、江青等人进行谈话，话题直指当时党内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。

谈话的焦点，是一份由彭真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，并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文件——《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》，人们习惯地称之为《二月提纲》。这份提纲，本意是为了反映和梳理当时学术界的一些讨论情况和问题，为党中央提供决策参考。然而，在毛泽东看来，这份提纲却存在严重的问题。

毛泽东在谈话中，语气严肃而坚定，他批评《二月提纲》混淆了阶级界限，不分是非，是错误的。他指出，提纲中的一些观点，模糊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，对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和争论，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引导。这样的提纲，如果作为党中央的指导思想，将会对党和国家的未来造成极大的危害。

毛泽东的批评，不仅仅是对彭真个人的指责，更是对当时党内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问题的深刻揭示。他深知，这场关于学术讨论的纷争，背后隐藏着的是意识形态分歧。如果不加以解决，将会对党的团结和统一造成严重的破坏。在谈话中，毛泽东还表达了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清算中央内部“修正主义”的革命。

4月9日至12日，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传达并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。春天的北京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，仿佛一场风暴即将来临。会议室内，灯光昏黄而肃穆，与会者们面容严肃，心中都明白，这次会议将决定许多人的命运，也将影响整个国家的走向。

康生和陈伯达两人，作为会议的主导者，一开场就对彭真展开了猛烈的批判。他们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言辞犀利，直指彭真在批《海瑞罢官》以来的种种表现，以及他们所谓的彭真在历史上犯下的“一系列严重错误”。

康生的眼神中闪烁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光芒，他的话语如同锋利的刀刃，一刀刀割向彭真。陈伯达则在一旁添油加醋，用他的口才和逻辑，将彭真的“错误”一一列举，仿佛要将彭真彻底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，与会者们或低头沉默，或随声附和，没有人敢站出来为彭真说一句话。他们都知道，这场批判不是针对彭真个人，而是针对一种思想，一种他们认为是“修正主义”的思想。这种思想，在毛泽东看来，是威胁党和国家安全的毒瘤，必须彻底清除。

4月16日，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。杭州的西湖边，春风拂面，柳绿桃红，但会议室内的气氛却与外面的美景截然相反。林彪在会上用他那特有的低沉嗓音说：“这次会议，就是要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，揭了盖子。”他的话，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在会议室内炸开了锅。

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，面容严肃而坚定。他深知，这次会议的重要性，也明白自己将要做出的决定，将会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。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审议，会议最终决定撤销“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”和《二月提纲》，并重新设立“文化革命小组”。这个决定，无疑是对彭真和《二月提纲》的彻底否定，也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将会更加猛烈。

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后，“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”立即行动起来。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、张春桥等人，集中到上海，开始加紧起草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》。这个通知，将成为批判彭真和《二月提纲》的重要武器，也将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之一。

在上海的一间会议室里，起草小组的成员们围坐在一起，讨论着通知的内容。他们的表情严肃而认真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。陈伯达作为小组的组长，发挥着主导作用。他用自己的笔触和逻辑，将毛泽东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融入到通知中。

康生和江青则在一旁积极出谋划策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和角度，对通知的内容进行补充和修改。康生的眼神中闪烁着一种狡黠的光芒，他总能在关键时刻提出一些尖锐的观点和意见。江青则用自己的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锐，对通知的措辞和语气进行反复推敲和琢磨。

张春桥则负责整理和记录大家的意见和建议，他将自己的才华和智慧融入到通知的每一个字句中。他的笔触流畅而有力，仿佛能够将所有人的思想和情感都凝聚在一起。

在起草过程中，通知的最初稿子中并没有点名批判彭真。然而，在后来的修改过程中，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等人却专门加了一段点名批判彭真的话。他们的话语犀利而刻薄，仿佛要将彭真彻底打入地狱。毛泽东在审阅通知时，看到了这段点名批判的话，他沉思了片刻后，最终同意了。

而此时的刘少奇还在忙着外交事宜。3月25日，他出访了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缅甸。然而，就在他身处异国他乡，忙于国事交往的时候，国内却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他对此一无所知。

4月19日，刘少奇结束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出访，踏上了归国的路途。他的心中还装着对邻国的友好情谊和对未来合作的美好憧憬，却未曾料到，国内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4月20日，刘少奇一回到国内，就立即从昆明赶往杭州。他深知，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在那里举行，而他作为政治局常委之一，必须尽快赶到会场，参与讨论和决策。

当他匆匆赶到杭州时，会议已经接近尾声。他走进会场，看到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，面容严肃而坚定。会场内的气氛紧张而肃穆，与会者们或低头沉思，或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刘少奇心中一沉，他知道，自己错过了会议的大部分内容，也错过了许多重要的决策过程。

他坐下后，迅速浏览了会议的资料和文件，试图尽快了解会议的情况和进展。他看到了彭真被点名批判的材料，心中不禁一惊。

接着，他又看到了《五·一六通知》的草稿。这个通知的内容让他感到震惊和不安。他明白，这个通知一旦通过，将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他心中充满了担忧，不知道这个通知会带来怎样的后果。

此时，毛泽东已经修改了《五·一六通知》的定稿，并确定了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人选。只待提交即将召开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。刘少奇深知，自己作为会议的主持人，将肩负着重要的责任。

5月4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。毛泽东因故仍在杭州，会议由刘少奇主持。这是刘少奇多次主持中央高层会议中的一次，但这次会议的氛围和以往截然不同。

会议议程是按照杭州会议的部署进行的。刘少奇坐在主席台上，看着台下的与会者们，心中充满了感慨。他深知，这次会议将决定许多人的命运，也将影响整个国家的走向。

然而，让他感到不安的是，会议的情况和进展并不由他直接掌控。康生作为会议的重要参与者之一，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会议的情况。这种做法和以往不同，以往都是由刘少奇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情况的。刘少奇心中明白，这意味着他在会议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
他努力按照4月杭州会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主持会议，但明显可以看出他相当被动。他的话语和决策都受到了限制，无法完全表达自己的意见。会议中，彭真的问题成为了讨论的焦点。由于彭真已被点名批判，免职势在必行。

这一天，彭真的心情异常沉重，他深知自己目前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。在经历了连日的批判和压力后，他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他找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，神色凝重地说道：“北京市的工作，我今后不管了。”

刘少奇和邓小平听后，相视一眼，眼中都闪过一丝无奈。他们深知彭真所承受的压力，也明白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不易。刘少奇轻轻叹了口气，拍了拍彭真的肩膀，说道：“老彭，你辛苦了。既然你这么决定，那我们就尊重你的意见。”

邓小平也点了点头，补充道：“是啊，老彭，你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北京市的工作，我们会安排好的。”

彭真感激地看了他们一眼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知道，在这个时候，刘少奇和邓小平能够理解和支持他，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。

随后，刘少奇和邓小平开始商量由谁来代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。经过一番讨论，他们决定由李雪峰来担任这个重任。李雪峰是一位有经验、有能力的干部，他们相信他能够胜任这个职务，把北京市的工作做好。

与此同时，罗瑞卿、杨尚昆、陆定一等人的处境也十分艰难。他们在彭真之前就已经挨批挨整，实际上已经停职了。这次会议，只不过是补办了一个把他们撤销职务的组织手续而已。他们心中充满了苦涩，但也知道自己无力改变这个事实。

会议的气氛异常紧张，每个人都心事重重。提交会议的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》草案，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这份草案，在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和修改后，终于在5月16日通过了，而且一字未改。

这份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》，后来被简称为《五·一六通知》。它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，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一段话。这段话言辞犀利，语气坚定，让人不禁为之一震。

毛泽东写道：“混进党里、政府里、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，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，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。

这些人物，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，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，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，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，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，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，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。”

这段话一出，立刻在会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大家都纷纷议论起来，猜测毛泽东所说的“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”到底是谁。有些人甚至开始窃窃私语，猜测这是否是在指刘少奇。

然而，笔者认为，毛泽东在《五·一六通知》中所说的“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”，并不是指刘少奇。

毛泽东本人从未在任何场合明确表示过“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”是指向刘少奇。这一点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是清晰且不容置疑的。要知道，《五·一六通知》从正式通过到最初的传达贯彻，整个过程都是毛泽东亲自委托刘少奇来主持进行的。

如果“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”真的是指刘少奇，那么毛泽东又怎么可能如此信任地将这一重任交给他呢？这种做法，无疑是对刘少奇的一种肯定，也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认可。

其实，除了这一点之外，还有不少的话语中，我们也能证实，“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”不是指向刘少奇的。比如说，5月19日，贺龙在大会发言：“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在我们身边，那还不是批评你呀！”

同一天，康生也在大会上对彭真进行了指责。他指着彭真，语气激昂地说：“你就是这样的人物，你就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。”然而，在指责彭真的同时，康生也主动检讨了自己在1931年写了反对刘少奇文章的错误。他深情地说：“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。”

时间转眼间到了1967年5月19日，这一天，张春桥在上海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时，再次提到了“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”。他说：“对‘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’这一段，我当时就不太理解，只想到彭真，没想到刘少奇。”

当时，无论是在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间，还是在那些参与起草《五·一六通知》并在这期间与毛泽东接触最密切的康生、陈伯达等人心中，大家都一致认为“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”是指彭真，而从未有人怀疑过刘少奇。

从以上种种，确实没有人将“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”与刘少奇联系在一起。